雷少华：美国对华制裁为何无效？创新体制差异是根？本原因,美国对华制裁是什么意思

更新时间：2026-01-19 01:49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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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算力�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依赖数据�

【文/雷少华?】 2025年1月，中国杭州DeepSeek公司发[布人工智能（AI）大模型，凭借其“开源、低算力、高性能”的特质直逼美国主流生成式AI模型，引发英伟达股票市值波动。回溯2019年美国制裁华为公司至2022年“1007规则”发布，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华从单点封堵转向全方位打压。 然而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出现美国预期的“停滞”，反而在以国家主导的军事装备、航空航天、太空探索，以市场主导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10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双刃剑”效应》报告中承认，对华技术封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发展。¹ 为何美国曾屡试不爽的技术管制工具对中国失效？美国的打压仅能延缓中国技术创新速度，却无法阻断中国产业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进程。本文从技术与产业的互动关系、中国全产业体系构建历程、中美技术创新模式对比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中美技术竞争的底层逻辑。 一、技术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体两面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²。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速构建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英国等欧洲国家长期占据技术研发与产业结构顶端，技术创新自此成为产业革新的核心动力。从蒸汽机与纺纱机的结合推动机械工业到人工智能重塑算力经济生态，无不说明技术与产业是技术创新的“一体两面”。技术决定产业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与竞争格局；产业为技术商业化提供应用载体，以及为技术迭代提供资金支持、场景拓展与更新反馈。 （一）技术重构产业“生产函数” 技术的“外溢效应”（跨产业拓展应用）使其通过四条路径重构产业“生产函数”：（1）从技术单点突破带动产业全方位升级；（2）后发国家依托技术追赶实现超越；（3）技术革新推动产业融合创新；（4）产业体系从数量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势。通过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保护，技术成为垄断性资源，掌握核心技术就可主导产业与市场格局，推动产业从“低效率、低附加值”向“高效率、高附加值”跃迁。 这一过程催生了全球经济两大趋势：企业垄断化（少数企业占据超额资源）与产业集群化（少数国家/地区主导高端产业）。斯宾塞·翁（Spencer Kwon）等研究表明，1930—2020年，全球1%的企业的总资产占比从70%升至97%，垄断领域集中在金融、制造、服务、贸易和公用事业。³ 标普500上市企业总市值在2026年1月6日到达62万亿美元 技术创新改变产业体系生产方式、创造产品生态体系与新应用场景、打破产业壁垒实现跨界融合。例如在汽车领域，传统内燃机发动机汽车建立在“发动机、变速箱与底盘”三大核心部件基础上，形成了由美、日、德主导的全球垂直产业链格局。当动力电池与智能驾驶技术突破后，汽车产业迈入智能网联新时代。汽车从传统机械工业垂直产业链转变为“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信息工业”跨界平行产业链。在机械工业时代，德、日汽车产业占据优势地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德、日两国在信息工业领域毫无竞争力。中美凭借信息技术领域优势主导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推动汽车工业从“动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新时代。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后重构企业生产流程—使传统刚性生产升级为“定制化+标准化”柔性制造，这既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降低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进而拓展市场规模，为技术创新注入更多资金与场景资源。 （二）产业推动技术迭代方向 产业由制造业与市场两大核心构成。产业发展史表明，许多创新技术最后被束之高阁不能归咎于技术本身，而是该技术无法产业化的缘故。“点错科技树”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化成本过高或市场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未经产业化的新技术仅是实验室成果。产业的“卡脖子”短板与庞大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直接驱动力。产业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与资源支撑，更决定技术迭代的发展方向。 电力技术发展初期，爱迪生的直流电与特斯拉的交流电路线之争，最终因电网规模扩张与远程输电需求，交流电成为主流；而近些年光伏产业崛起后，分布式发电与储能场景使直流电技术重新成为分布式电网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主导即将到来的算力经济的基础体系，为了保持与中国的竞争优势，拜登政府组建全球技术联盟对华实施“小院高墙”战略：基本禁止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禁止荷兰ASML公司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生产高端芯片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被严重“卡脖子”的环节。 在战略需求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政府与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持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中国通过三期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2014年、2019年、2024年）、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合肥等）及人才税收优惠政策，集中支持建设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包括半导体生产上游设备、材料、AI芯片等核心领域，实现国产替代，甚至美国“卡脖子”的领域成为中国必须支持实现突破的政策依据与产业实践。 2025年4月，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对重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冲击了美国军事工业：战斗机、潜艇、导弹、雷达、无人机等生产受阻。截至2023年，中国重稀土产量占全球99%。 美国本土缺乏提炼技术与工厂，重稀土成为其军事工业的“卡脖子”领域。为此，美国国防部投入4.39亿美元建设国内重稀土产业，重启加州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稀土矿、兴建得克萨斯州的精炼与磁铁供应链，并承诺无论未来国际重稀土价格如何波动，美国国防部都按照固定价格收购所有重稀土。⁴中美这一互动充分印证，产业需求是推动技术创新与迭代方向的核心因素，且两国都走向“国家主导产业规划”的竞争模式。 （三）技术与产业的非均衡关系及演进规律 技术与产业虽紧密关联，但两者目标存在差异：技术追求前沿性与研发突破，需持续高成本投入；产业追求应用场景、产能效率、规模优势、商业利润，核心诉求是“成本可控、质量稳定、供应链安全”。 在技术领域，依托小而精的研发团队与充足资金，即可在特定领域保持先进水平，但技术扩散为通用型技术后，需持续探索更尖端方向；在产业领域，核心是构建“全链条”制造体系，注重实用性与可持续性。在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条件下，基于成本因素，产业缺乏使用更先进技术的动力。技术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但真正促进产业发展的是能够盈利的技术。 技术与产业之间是非均衡发展关系，两者经常处于错位状态，主要表现为三类场景：一是“技术先进但成本高、市场小”，产业缺乏应用动力，出现“市场失灵”（如氢燃料电池）；二是“产业需求大但技术落后”，外部技术管控导致“卡脖子”（如中国早期半导体产业）；三是技术与产业被少数企业垄断，长期抑制创新（如微软对操作系统的垄断）。 当三类场景涉及国家安全时，政府需通过法律、产业政策或国家资本介入，例如美国国防部入股稀土供应链、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支持国产替代。“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与“独立完整产业体系”已成为强国的两大核心基础。历史上的全球霸权国家（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均同时具备技术与产业优势。 从工业革命历程看，技术与产业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技术研发门槛与产业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度持续上升。 一是“新技术孕育弱产业”阶段，即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中）时期。在这个阶段，蒸汽机与纺织业结合，构建了煤炭、采矿、钢铁等初级工业体系，形成分工模式与工业区域，催生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雏形。这一时期技术门槛低、扩散快，少数技术工人凭借长期经验与记忆，就能协助新区域构建出庞大产业体系（如珍妮纺纱机）。美英曾因“技术移民”问题爆发冲突。 二是“新技术巩固强产业”阶段，即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20世纪初）时期。在这个阶段，电力与内燃机技术推动产业分工精细化，构建出更复杂的制造方式与产业集群。由于技术门槛提升，单纯引进技术工人与机器已不足以掌握某项技术，因此19世纪中叶英国废除了技术移民与机器出口禁令。⁵ “福特流水线”生产方式将奢侈品转化为标准化工业品；以电力照明、汽车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品走进美国千家万户。电力、石油、公路等新兴领域成为现代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产业需求推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门槛变高，技术传播扩散速度开始放缓。 福特流水线让汽车走入大众 福特公司 三是“强产业主导新技术”阶段，即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21世纪初）时期。在这一阶段，互联网推动全球化进程加速，快速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供应链与市场。制造业依托信息技术提升效能，技术门槛急剧增高，并且依赖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户外基站/海底光缆），由于大多数国家缺乏完整的强产业体系与新型基础设施，新技术缺乏应用基础。例如大型工业互联网，多数国家因缺乏完整产业体系与5G网络，因此无法参与“智能制造”产业革命。 四是“强产业引领强技术”阶段，即人工智能时代（21世纪以来）。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依赖数据、算力、电力三大基础设施，其中，算力基础设施技术门槛高、建设成本大、应用场景复杂。2025年，全球仅33个国家拥有AI算力中心与公共云，主要分布在北美、亚洲、欧洲与中东，巴西与南非分别是南美洲与非洲唯一拥有云计算中心的国家，但是全球90%的算力中心由中、美科技公司运营。⁶技术研发与应用门槛被急剧推高，除了少数拥有强产业体系的国家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传播与扩散几乎难以实现。 任正非先生指出：“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⁷核心逻辑在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与强产业体系、新基础设施、超大规模市场结合。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技术跃迁，对各行各业及未来产业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工业发展历经了新技术建构弱产业、新技术巩固强产业、强产业主导新技术、强产业引领新技术四大阶段。 新技术研发应用的场景与范围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大。产业体系的评价指标已从“工厂数量与规模”转向“完整基础设施、庞大产业集群、充足人力资源、超大市场规模”四个核心维度，多数弱产业国家将被排除在技术创新之外。 （四）强产业引领新技术：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 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的理论依据源于“技术扩散流派”，该流派的核心观点如下。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后发国家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通过直接引进使用最先进技术、跨越发达国家之前的技术应用阶段，实现赶超式发展。⁸发展经济学主张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与经济结构完善，通过吸收先进技术，最终实现生产率趋同。⁹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赶超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唯一途径，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专利制度“抽掉梯子”，阻止后发国家获取先进技术。¹⁰杰弗里·丁（Jeffrey Ding）强调“通用技术扩散决定大国崛起”，如英国因机械制造技术崛起、美国凭标准化制造超越英国，而日本却因信息技术扩散不足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¹¹ 根据杰弗里·丁的“通用技术扩散理论”，中美权力转移并非必然，在人工智能即将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为了防止被中国超越，美国必须阻止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国扩散（包括人才培养），管控技术扩散即可遏制中国创新。 然而现实悖论是：中国早已跨越“新技术培育弱产业”阶段，已迈入“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体系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而是技术创新的动力。美国技术创新依托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这种根基差异使美国管制仅能延缓中国创新速度却无法阻断进程，反而倒逼中国构建全新独立技术路线（如华为鸿蒙系统、中芯国际DUV多重曝光技术以及非英伟达CUDA生态体系的人工智能模型）。

编辑：Liam Hughes